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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假如有人相信過某些斷不定的論證，他不怪自己頭腦不清，卻心煩了，把錯誤都撂在論證上，一輩子就厭恨論證、唾棄論證了。說不定真有那麼一套正確的論證，而且是可以學到的，可是這個厭恨論證的人就永遠求不到真理，沒法兒知道事物的本質了。婓多啊，這不是可悲的嗎？」
我說：「我發誓，這該是可悲的。」
他說：「所以我們首先要防備這點危險，心上不能有成見，認為論證都是沒準兒的。我們倒是應該承認自己不夠高明，該拿出大丈夫的氣概，勤勤奮奮地提高自己的識見，因為你和你們一伙人未來的日子還很長，而我呢，因為馬上就要死了。我生怕自己目前對這個問題失去哲學家的頭腦，成了個愛爭論、沒修養的人。這種人不理會事情的是非，只自以為是，要別人和他一般見解。我想，我和這種人至少有一點不同。別人對我的見解是否同意，我認為是次要的。我只是急切要我自己相信。我的朋友，瞧我這態度多自私呀。如果我的議論是對的，我有了信心就自己有好處；如果我死了什麼都沒有，我也不會臨死哀傷而招我的朋友的難受。反正我這點無知也不會有什麼害處，因為不會長久，一會兒就完了……」
－－柏拉圖著，楊絳譯：《婓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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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被稱呼為理性的人時，我竟然不是感到高興，而是驚訝。至少從高中起，我就不被當作理性的人看待了。我「理性」的檢視自己，若我真有理性，也是我感性訴求的包裝。畢竟在沒有愛的保證時，若無理性，我的感性有誰會去理會？
當我見到不那麼理性的人如我這般（我不敢說還有比我更差勁的），還能要求他人的理解與諒解，周遭的人也不覺勉強的給予時，與其說是義憤填膺，不如說是嫉妒。「他們可以任性，為什麼我不能？」這樣的話我敢想，想得咬牙切齒不已，但我敢說、敢做嗎？我不會自欺欺人，說是我的理性管控我不這麼做，若真由理性管控，它告訴我的也是：這世界沒有一個容忍你任性的存在，即使有吧，你敢冒險看看嗎？
我只想在在乎的人面前，變成一個好人，可是明明自己就不是，再裝也不會像，於是，只好逼自己學著做一個好人。我相信這世界上有真實的善人，有真實的求善，但把這種形容放在自己身上，是虛偽的麻醉－－即使這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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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四面環山，領土狹仄的國家，既然不再允許我入境，即使再崇高再雲端，我本就沒那麼在乎，既然也沒被在乎，也不覺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自己國境行之無礙的法律，管不了我這種從山腳路過的愚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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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寫（或說修改）一篇散文。情節即使大半虛構，下筆第一句就知道，這將是無可救藥的陷溺。我知道這不會是成功的作品，它有太多自語、重複、語無倫次、無聊的淚水、粗糙的跳躍……。掏出真實，有時比寫出事實還可怕，對讀者、對作者皆然。寫作如果無法超脫，無法求得謬斯的加冕，就像一個不負責任的醫師，剖開肚皮，掀出內臟，便洗洗手，走人，腫瘤不但無法治癒，反而是將地雷翻出地表，要真的爆炸，讀者也不過一時硝煙障目，裂解四散的，是作者，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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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隊遊去的是宜蘭，今年跨年跟輕痰才去過，好在同去的人與去的地點都不太一樣。想必是因為有賺錢的關係，出門玩好像已不再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雖然我們的行程規劃大概只有民宿是確定的，其他部分幾乎是即興演出，不過若是大家一起行動，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反正熱血的系隊最適合不拘小節了哈哈。
去烏石港（可我根本沒看到港啊）玩水被埋在沙裡、在無人管理的外澳火車站內像是逃難中的歇息、羅東夜市吃吃吃、晚上在民宿裡看大家大聲打牌，一直喝酒喝到掛喝到吐……其實真的是沒做什麼事、去多少景點，隊遊卻正是在鬆散與不定的行程中，流洩出平日不易得到的閒適與樂趣。
第一次喝那麼多酒，甚至是預謀想醉。起初想說既然用隊費買了那麼多酒，還有平常絕少喝到的伏特加，多喝一點就多賺一點，後來卻是想看看醉酒的滋味是如何。慢慢啜飲了四五杯，每杯的伏特加含量起碼接近半杯，醉意自然而然流貫全身，一開始是暖洋洋懶洋洋的，嘴角笑意一直浮現，醉到七八成時，走路開始不穩，身體不動，眼前的世界卻在地震，這時我的意識尚且清楚，只是已經跟身體處於半脫節狀態。當我想就到此為止時，偏偏明諭和俊宏又來灌我酒，第一次喝那麼多那麼烈的酒，當然撐不住這最後兩杯，連忙跑上廁所吐了兩回，隔天早上頭痛是還好，但早餐就吃不太下了。
即使醉酒是如此痛苦，起碼知道自己不會發酒瘋或大小聲，看來自己酒品還不錯，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免可惜，為什麼連喝醉酒都如此乖巧，真想任性一下，人家還願意包容我，說沒關係沒關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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