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媽媽便喚我起來，要一起去從前我就讀的國中當資源班的義工，教他們功課或玩遊戲。我並不想去，倒不是怕自己沒愛心，而是討厭那名之為「學校」的建築群。
那裡和我家只隔一道天橋。從前即使早上七點起來，還可以從容地吃完早餐再漫步上學，與現在上下課時，腳踏車、火車、捷運、公車要輪迴兩趟，回到家時已成昏昏沉沉的蘿蔔乾相比，不可以道里計。天橋似乎有翻新過，橋上加了刻有圖飾或版畫的壁面，階梯的扶手也漆成棕紅色，而非從前蒼白的鐵管，只是再配上一定是國中生「增飾」的「某男愛某女」，以及某些不好意思行諸筆端的話，讓我不禁可憐起納稅人來。
記得第一次去學校報到時，我下了天橋竟找不到，摸索一陣後才發現，剛剛認為是工廠的建築群，正是學校。整個學校幾乎被白色壁磚緊緊掩埋，樹又種得不多，彷彿只被當成行道樹；校地一公頃都不到，的確像極了郊區的罐頭工廠。如今回顧，青青校樹仍不夠多，反而正對校門的大樓蓋上一層深綠色的屋瓦，簡直是綠雲罩頂；校門倒好些，拆掉以前工廠似的高牆，化妝成幼稚園式的親切門面。即使如此，仍讓浸淫於高中、大學美麗校園的我搖頭不止。即使相距不到五十公尺，我還是很久沒回到這裡了，連遠遠看一眼都很少，所以我認定的改變，也許已是許多人嘀咕許久的不變了吧？
侯文詠在《危險心靈》中，形容學校是禁錮思考與理想的監獄。當初公視將它拍成連續劇時，真該來這取景。很巧地，這裡有所謂的「分組教學」和「夜自習」，升學率在附近國中首屈一指，和書中情節正不謀而合呢！
想見的人，幾乎都在「分組教學」中認識，即使有的同學是三年同班，也是在人人揮著筆桿奮戰的國三，才開始有超過打招呼的接觸，而且也止於想見或能見，沒有非見不可的人。國中三分之二的時間，現在想來，竟是一片空白，彷彿一張六百個框格都不染纖塵的稿紙，乾淨得心虛。
根據現在斷簡殘篇的回憶，以及高一提及國中生活的文章，國中絕不是白卷一張，是重複再重複的咒詛與怒罵，襯以灰與紅交錯覆蓋的詭異背景。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少年間，總會出現一個個小團體；一個個小團體中，總有一黨較有權威；權威或許源於拳威，或許源於擅長探測、跟隨流行的趨勢。這一黨的人必然不多，服從這一黨的人必然很多。凡事都會有例外，例外在這成了不幸的代名詞；不幸的代名詞代的，便有我的名。
少年總愛反叛，反叛父母，反叛師長，反叛學校，以至於社會制訂的一切一切。我也愛反叛，卻選擇孤舟逆流，譬如恥笑圍爐的勇敢觀，譬如冷眼偶像團體的走紅，譬如在聯絡簿札記中，不寫「今天國文考了九十分，好開心」，卻披露有人考試作弊，凜然譴責。我記得很清楚，爸爸簽名時還罵：「你寫這個幹麼？多管閒事！」我當時不懂，還沾沾自喜於自己木槳分水所激出的浪花，卻忘了自己不會游泳，還跳進鄙視的滔滔唾沫。我只知道善遊者溺，卻忘了，旱鴨子更無生機。
少年總愛集體討厭一個人，作為凝聚團體向心力的手段，大概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意思。國中一開始，先是投石問路，漸漸合縱連橫，黨同伐異得差不多後，罹患矮、醜、胖、白目、多管閒事、愛打小報告等病症的同學，漸漸列入排擠的名單。這些人有時被當作痲瘋病人，分組時形如孤兒，換位置時人人緊張，就怕換到那些人旁邊，要知大黨黨員找人替死並不困難，小咖中標，的確可比得了愛滋；有人想買零食，自有這些人充當免費快遞，送貨到府；抬午餐餐盒原是值日輪班，不久便形同虛設，值日生其實可以只寫某幾個固定座號，整學期都不用更動。
上述情況我還沒差到概括全收－－我還是某些人心目中的芳鄰，因為我總會在課桌邊掛垃圾袋。他們無需移足至垃圾桶，隨手一拋，不亦快哉？倒是因為常抬餐盒，有時一天還需抬兩次，大約二頭肌就是如此練來的。
一開始我並不自覺，還認為自己人緣雖沒很好，為善最樂也堪溫飽，直到有一次早自習，我在位置上閉眼休息，一群女生大概以為我睡了，在不遠處開始對同學品頭論足，說到「快遞」，有人以三姑六婆比價的口氣，大言某某人最近都不乖，都不幫他們買東西，真糟糕；我最近很乖，以後多叫我去好了。因為耳朵貼著桌面，就像加大echo，她們吃吃的笑聲特別清晰。
此後，我從不認同進化到仇視主流。要跑腿？行，先付錢！要抬餐？不行，我懶！更別說時常寫文章諷刺、怒罵他們，這類自以為知識份子的行為了。我成了一隻難看又扎人的刺蝟，卻幻想自己是朵清蓮，正和洶湧污泥正面戰鬥。國三時幾乎都在分組班，偶爾因督學來訪而一時恢復原狀，我對原班仍然冷淡以對，只想著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考卷山中。畢業紀念冊拍團體照的時候，忘了「貴族」酸了我什麼，總之我勉強忍耐拍好全體照後，就到校園亂逛，逍遙去也，結果畢冊除了大頭照和全體照外，只有一「粒」照片－－也不知是哪個厲害的同學，從某張校外教學的團體照中「圈」出站在很後面的我的頭，剪下來和其他幾個同在排擠名單的同學塞在一起。我索性連畢冊都不買了。
即使畢業後，我也從不承認自己源於原班。分組班的課業壓力極重，卻是我過得最輕盈的時光。可是，輕盈雖比重負好，又嫌太輕了，輕到像在外太空張腳舞爪的樣子。什麼都沒背負，也什麼都沒留下。
媽媽領我走到我根本忘記位置的資源班。那裡的學生有的高到一百八，有的看起來不過小四；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看起來很普通，有的一眼即知「怪怪的」……不像隨慈青社替類似的學生課輔時，隨時要阻止他們彼此叫罵，這群學生或許自閉症的比較多，秩序甚至比正常國中生還要好。見到算是陌生人的我，大家一樣熱情地打招呼。
那裡的老師開始帶大家一起跳舞。說是跳舞，其實就是幾下踏步、雙手揮舞等簡單動作，卻也讓他們興奮不已。由於我這位「大哥哥」在裡頭算高的，老師便請我站在台上，舉高右手，讓學生一個個去碰我的手掌。除了那個一百八的男孩，任我拚命踮腳還是能輕易碰到外，其他人都得努力把手伸高，甚至要用跳的才碰得到。
看著他們熱切的眼神和動作，彷彿真有什麼可抓取下來，我心裡似乎受了什麼觸動，卻說不上來。
下課時間，我想了想，還是去探訪國中前兩年的導師。記得當時跟她還挺熱絡的，是這裡我難得有印象的老師。一天五十字的聯絡簿札記，是我和他兩年來的溝通管道。一進門就見她和別的老師談笑，聽了聲音後還怕認錯，先是逡巡著「踩盤子」，又找壁上的老師座位表再三確認，才敢上前相認「點子」，倒是老師想都沒想就認出我了，真是慚愧。由於我還先搜過國一和國三的導師室，花了不少時間，所以我只能大致寒暄自己的近況。聽到我現正就讀政大中文，她欣喜的說：「很好呀！記得那時候你就很愛寫文章了。」想來她把「中文」看的比「政大」還重要。
上課鐘響。她問我：「你最近有同學的消息嗎？」我想了一會，好不容易擠出分組班的某人上了台大英文，之後便支支吾吾了。她很懂我，笑說：「你都沒在和他們聯絡吼！」不知為何，一股愧疚感竟浮上心頭。
我連忙趕回資源班。到川堂時，我發現花圃樹著幾隻五顏六色的風車，大約是用紙板做的，只要有風，就會啪搭啪搭地旋轉，眩人眼目。我駐足細看，又發現，稍遠處竟下著細碎而柔和的鵝黃花雨。淺綠磁磚鋪成的中庭成了滿地金的襯底，很有生意。我不管要上課了，走近一瞧，才發現那不是花，是某種喬木的落葉。雖是枯葉，顏色卻如此可愛，一點都不像是抽乾靈魂般的破絮。
我拾起一片落葉，心想，校園畢竟還是有美的一面。此時，又觸電似地，我突然捕捉到剛剛在資源班被勾起的感覺。
資源班的學生也許自閉，也許智能低落，也許身體發育不健全，他們仍以如此昂揚的姿態追求快樂，哪怕他們的快樂在旁人看來是多麼卑微，而我呢？一和群眾意見不合，就選擇將自己囚在象牙塔中，鎮日詆毀、咒罵塔外的一切，揮舞寫著正義口號的大旗，又得到什麼？又改變什麼？只是讓快樂長期缺席，心扉的鎖生鏽到幾乎卡死罷了。
現在想想，我總和其他人唱反調，原因全是反對他們的想法嗎？他們真有這麼惡質嗎？我開始懷疑了。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當時自然不會覺得冤枉他們，但當時的自信經不起陽光揭幕，早已過期。猶想當時，不僅寫了滿紙簍的東西痛罵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甚至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時，壞人一定會塑造成他們的樣子，下場一定很悽慘，以證惡有惡報。當然的我竟用本該神聖的文筆拚命醜化他人，還引以為傲，這和文革的鬥臭伎倆有何分別？
進一步想，在我潛意識中，還是希望能和所有人都好好相處，擁有反覆翻閱也不會看膩的一卷回憶吧？只是吃不到葡萄，就極力添醋罷了。正義姿態的底下，只是阿Q自大又自卑的脆弱心靈吧！
也許當時他們真的有不成熟的地方，即使是以後，我也不太可能承認，他們對我的冷眼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就算他們真那麼壞又如何？那些都回不去了，而且當時的自己又成熟到哪去？我何必斤斤記恨這麼長一段時間，連可資懷念的畢冊都賭氣地拒買，甚至「恨烏及屋」，連學校本身都一同拖下水呢？
心鏡若汙，所見皆穢；心境開闊，何來塵埃？想到此，我吹落指上的小片落葉，彷彿從前不愉快的時光也隨風而逝，並且化作春泥，不再縈繞心中。
彷彿剛卸下重擔，我揚起微笑，輕快的跑回資源班。這次是真的輕盈了。
那裡和我家只隔一道天橋。從前即使早上七點起來，還可以從容地吃完早餐再漫步上學，與現在上下課時，腳踏車、火車、捷運、公車要輪迴兩趟，回到家時已成昏昏沉沉的蘿蔔乾相比，不可以道里計。天橋似乎有翻新過，橋上加了刻有圖飾或版畫的壁面，階梯的扶手也漆成棕紅色，而非從前蒼白的鐵管，只是再配上一定是國中生「增飾」的「某男愛某女」，以及某些不好意思行諸筆端的話，讓我不禁可憐起納稅人來。
記得第一次去學校報到時，我下了天橋竟找不到，摸索一陣後才發現，剛剛認為是工廠的建築群，正是學校。整個學校幾乎被白色壁磚緊緊掩埋，樹又種得不多，彷彿只被當成行道樹；校地一公頃都不到，的確像極了郊區的罐頭工廠。如今回顧，青青校樹仍不夠多，反而正對校門的大樓蓋上一層深綠色的屋瓦，簡直是綠雲罩頂；校門倒好些，拆掉以前工廠似的高牆，化妝成幼稚園式的親切門面。即使如此，仍讓浸淫於高中、大學美麗校園的我搖頭不止。即使相距不到五十公尺，我還是很久沒回到這裡了，連遠遠看一眼都很少，所以我認定的改變，也許已是許多人嘀咕許久的不變了吧？
侯文詠在《危險心靈》中，形容學校是禁錮思考與理想的監獄。當初公視將它拍成連續劇時，真該來這取景。很巧地，這裡有所謂的「分組教學」和「夜自習」，升學率在附近國中首屈一指，和書中情節正不謀而合呢！
想見的人，幾乎都在「分組教學」中認識，即使有的同學是三年同班，也是在人人揮著筆桿奮戰的國三，才開始有超過打招呼的接觸，而且也止於想見或能見，沒有非見不可的人。國中三分之二的時間，現在想來，竟是一片空白，彷彿一張六百個框格都不染纖塵的稿紙，乾淨得心虛。
根據現在斷簡殘篇的回憶，以及高一提及國中生活的文章，國中絕不是白卷一張，是重複再重複的咒詛與怒罵，襯以灰與紅交錯覆蓋的詭異背景。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少年間，總會出現一個個小團體；一個個小團體中，總有一黨較有權威；權威或許源於拳威，或許源於擅長探測、跟隨流行的趨勢。這一黨的人必然不多，服從這一黨的人必然很多。凡事都會有例外，例外在這成了不幸的代名詞；不幸的代名詞代的，便有我的名。
少年總愛反叛，反叛父母，反叛師長，反叛學校，以至於社會制訂的一切一切。我也愛反叛，卻選擇孤舟逆流，譬如恥笑圍爐的勇敢觀，譬如冷眼偶像團體的走紅，譬如在聯絡簿札記中，不寫「今天國文考了九十分，好開心」，卻披露有人考試作弊，凜然譴責。我記得很清楚，爸爸簽名時還罵：「你寫這個幹麼？多管閒事！」我當時不懂，還沾沾自喜於自己木槳分水所激出的浪花，卻忘了自己不會游泳，還跳進鄙視的滔滔唾沫。我只知道善遊者溺，卻忘了，旱鴨子更無生機。
少年總愛集體討厭一個人，作為凝聚團體向心力的手段，大概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意思。國中一開始，先是投石問路，漸漸合縱連橫，黨同伐異得差不多後，罹患矮、醜、胖、白目、多管閒事、愛打小報告等病症的同學，漸漸列入排擠的名單。這些人有時被當作痲瘋病人，分組時形如孤兒，換位置時人人緊張，就怕換到那些人旁邊，要知大黨黨員找人替死並不困難，小咖中標，的確可比得了愛滋；有人想買零食，自有這些人充當免費快遞，送貨到府；抬午餐餐盒原是值日輪班，不久便形同虛設，值日生其實可以只寫某幾個固定座號，整學期都不用更動。
上述情況我還沒差到概括全收－－我還是某些人心目中的芳鄰，因為我總會在課桌邊掛垃圾袋。他們無需移足至垃圾桶，隨手一拋，不亦快哉？倒是因為常抬餐盒，有時一天還需抬兩次，大約二頭肌就是如此練來的。
一開始我並不自覺，還認為自己人緣雖沒很好，為善最樂也堪溫飽，直到有一次早自習，我在位置上閉眼休息，一群女生大概以為我睡了，在不遠處開始對同學品頭論足，說到「快遞」，有人以三姑六婆比價的口氣，大言某某人最近都不乖，都不幫他們買東西，真糟糕；我最近很乖，以後多叫我去好了。因為耳朵貼著桌面，就像加大echo，她們吃吃的笑聲特別清晰。
此後，我從不認同進化到仇視主流。要跑腿？行，先付錢！要抬餐？不行，我懶！更別說時常寫文章諷刺、怒罵他們，這類自以為知識份子的行為了。我成了一隻難看又扎人的刺蝟，卻幻想自己是朵清蓮，正和洶湧污泥正面戰鬥。國三時幾乎都在分組班，偶爾因督學來訪而一時恢復原狀，我對原班仍然冷淡以對，只想著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考卷山中。畢業紀念冊拍團體照的時候，忘了「貴族」酸了我什麼，總之我勉強忍耐拍好全體照後，就到校園亂逛，逍遙去也，結果畢冊除了大頭照和全體照外，只有一「粒」照片－－也不知是哪個厲害的同學，從某張校外教學的團體照中「圈」出站在很後面的我的頭，剪下來和其他幾個同在排擠名單的同學塞在一起。我索性連畢冊都不買了。
即使畢業後，我也從不承認自己源於原班。分組班的課業壓力極重，卻是我過得最輕盈的時光。可是，輕盈雖比重負好，又嫌太輕了，輕到像在外太空張腳舞爪的樣子。什麼都沒背負，也什麼都沒留下。
媽媽領我走到我根本忘記位置的資源班。那裡的學生有的高到一百八，有的看起來不過小四；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看起來很普通，有的一眼即知「怪怪的」……不像隨慈青社替類似的學生課輔時，隨時要阻止他們彼此叫罵，這群學生或許自閉症的比較多，秩序甚至比正常國中生還要好。見到算是陌生人的我，大家一樣熱情地打招呼。
那裡的老師開始帶大家一起跳舞。說是跳舞，其實就是幾下踏步、雙手揮舞等簡單動作，卻也讓他們興奮不已。由於我這位「大哥哥」在裡頭算高的，老師便請我站在台上，舉高右手，讓學生一個個去碰我的手掌。除了那個一百八的男孩，任我拚命踮腳還是能輕易碰到外，其他人都得努力把手伸高，甚至要用跳的才碰得到。
看著他們熱切的眼神和動作，彷彿真有什麼可抓取下來，我心裡似乎受了什麼觸動，卻說不上來。
下課時間，我想了想，還是去探訪國中前兩年的導師。記得當時跟她還挺熱絡的，是這裡我難得有印象的老師。一天五十字的聯絡簿札記，是我和他兩年來的溝通管道。一進門就見她和別的老師談笑，聽了聲音後還怕認錯，先是逡巡著「踩盤子」，又找壁上的老師座位表再三確認，才敢上前相認「點子」，倒是老師想都沒想就認出我了，真是慚愧。由於我還先搜過國一和國三的導師室，花了不少時間，所以我只能大致寒暄自己的近況。聽到我現正就讀政大中文，她欣喜的說：「很好呀！記得那時候你就很愛寫文章了。」想來她把「中文」看的比「政大」還重要。
上課鐘響。她問我：「你最近有同學的消息嗎？」我想了一會，好不容易擠出分組班的某人上了台大英文，之後便支支吾吾了。她很懂我，笑說：「你都沒在和他們聯絡吼！」不知為何，一股愧疚感竟浮上心頭。
我連忙趕回資源班。到川堂時，我發現花圃樹著幾隻五顏六色的風車，大約是用紙板做的，只要有風，就會啪搭啪搭地旋轉，眩人眼目。我駐足細看，又發現，稍遠處竟下著細碎而柔和的鵝黃花雨。淺綠磁磚鋪成的中庭成了滿地金的襯底，很有生意。我不管要上課了，走近一瞧，才發現那不是花，是某種喬木的落葉。雖是枯葉，顏色卻如此可愛，一點都不像是抽乾靈魂般的破絮。
我拾起一片落葉，心想，校園畢竟還是有美的一面。此時，又觸電似地，我突然捕捉到剛剛在資源班被勾起的感覺。
資源班的學生也許自閉，也許智能低落，也許身體發育不健全，他們仍以如此昂揚的姿態追求快樂，哪怕他們的快樂在旁人看來是多麼卑微，而我呢？一和群眾意見不合，就選擇將自己囚在象牙塔中，鎮日詆毀、咒罵塔外的一切，揮舞寫著正義口號的大旗，又得到什麼？又改變什麼？只是讓快樂長期缺席，心扉的鎖生鏽到幾乎卡死罷了。
現在想想，我總和其他人唱反調，原因全是反對他們的想法嗎？他們真有這麼惡質嗎？我開始懷疑了。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當時自然不會覺得冤枉他們，但當時的自信經不起陽光揭幕，早已過期。猶想當時，不僅寫了滿紙簍的東西痛罵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甚至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時，壞人一定會塑造成他們的樣子，下場一定很悽慘，以證惡有惡報。當然的我竟用本該神聖的文筆拚命醜化他人，還引以為傲，這和文革的鬥臭伎倆有何分別？
進一步想，在我潛意識中，還是希望能和所有人都好好相處，擁有反覆翻閱也不會看膩的一卷回憶吧？只是吃不到葡萄，就極力添醋罷了。正義姿態的底下，只是阿Q自大又自卑的脆弱心靈吧！
也許當時他們真的有不成熟的地方，即使是以後，我也不太可能承認，他們對我的冷眼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就算他們真那麼壞又如何？那些都回不去了，而且當時的自己又成熟到哪去？我何必斤斤記恨這麼長一段時間，連可資懷念的畢冊都賭氣地拒買，甚至「恨烏及屋」，連學校本身都一同拖下水呢？
心鏡若汙，所見皆穢；心境開闊，何來塵埃？想到此，我吹落指上的小片落葉，彷彿從前不愉快的時光也隨風而逝，並且化作春泥，不再縈繞心中。
彷彿剛卸下重擔，我揚起微笑，輕快的跑回資源班。這次是真的輕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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