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枯荷

一、學運．愛情．男女

　　1987年解嚴後，臺灣進入一個與解嚴前截然不同的時代。用句通俗的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個相信理性的時代，知識份子勇敢的翻過，進而搗毀威權的高牆，努力建構新的價值高塔。這也是個主體崩解的時代，道術已為天下裂，且看不到重圓的可能。民主，是人人搶著麥克風爭說自己的話。甚至，那群打倒獨裁野獸的勇士，有一天竟被揭露長出了尖牙與利爪，成為新的一批壓迫者、貪汙犯。純潔的夢想破碎殆盡，是否代表夢不值得去做？夾在現代與後現代、「其前」與「其後」的知識份子、創作者如何直面世界？如何書寫？這些都是不能迴避的嚴峻課題，有待他們去回答。

　　成長於解嚴後的賴香吟（1969-），在其許多篇小說或隱或顯反映了臺灣解嚴後的時代空氣，尤其是反映八、九○年代學運浪潮的作品最具特色[1]。在她的筆下，人們迎來了自由與啟蒙，卻也需要面對隨之而來的混亂與迷惘、失落與憂傷，就像她的一篇小說題目「喧嘩與酩酊」，人們在嘉年華的深夜營火四周牽手共舞，也在微雨灑落臉面時今宵酒醒。

　　關於賴香吟政治、學運題材的小說，已有一些學者探討[2]。特別的是，當中有不少作品是用愛情、婚姻題材包裹政治議題，小情小愛卻折射了大敘述，頗值得加以注意。除了〈明暗：冷戰〉與〈梔子花〉乃姊妹篇外，其他篇在情節、人物上並不相關，創作時間最長差了十四年，卻有明顯的共通點：這些「學運+戀愛（婚姻）」的小說情節，並未真的細膩著墨男女之間的愛欲往來，反而通常是表現出男女雙方對彼此不理解，甚至絕望於溝通的態度，此一態度或隱或顯的指涉對學運理想的看法。此外，賴香吟雖未在這些小說中明顯處理性別議題，也未刻意強調性別氣質的差異，然而細繹這些角色對於學運的態度與情感，又依照其性別而有一定的傾向，從兩性敘事的不同角度，各自反映了對學運、政治看法的相異面向。從當中男女不同的敘事視角切入，解讀這些角色的心跡，或可多少譜出賴香吟身為一名解嚴後的知識份子，在世紀末到今日，對臺灣知識分子理想與實踐諸多層面的深刻省思，或許尚能給予近來甫經太陽花學運的洗禮，至今仍擾攘不休的臺灣社會一些啟示。

二、理性與敗北：賴香吟學運小說中的男性敘事聲音

　　身為一位女性創作者，賴香吟卻常使用異性，亦即男性作為小說的主要敘事視角，此一傾向頗引人注目。在一次訪談中，賴香吟曾解釋自己為何有此一傾向：第一，若要寫涉及個性、心理層次，或不是廚房愛情的故事時，用女性口吻總覺「不能夠收放自如、有所侷限，沒有辦法大寫」。第二，其年少時期的小說往往從知性的、政治的、歷史的出發點開始，選擇男性口吻可站在具有反省力的位置；第三，現在（2007）在選取小說題材上較關注日常生活，也較能以女性口吻書寫，換言之，大約在此之前其小說並非取材自日常生活，由於前兩點原因而不容易以女性口吻書寫。[3]賴香吟這數篇相關學運與愛情的小說中，便有〈喧嘩與酩酊〉、〈蟬聲〉、〈暮色將至〉等篇是由曾參與學生、黨外運動的男性為主要敘事者；至於〈明暗：冷戰〉與〈梔子花〉二篇，敘事視角大抵由劉其明（男）與光雅（女）為重，這一節暫且先談劉其明的敘事視角。

　　〈喧嘩與酩酊〉與〈蟬聲〉二篇同作於1994年，是解嚴後選舉紛紛開放，反對黨聲音漸漸抬頭的九○年代，反映了當時權威瓦解後新的價值還未成立的紛亂場面。〈喧嘩與酩酊〉由一名曾參與黨外運動，後任記者的男性獨白構成，藉由對一名年輕女記者回憶的傾訴，既回溯他的婚姻與愛情，更探源他的理想及其不滿。他譏嘲的看待黨外運動步入選舉後的「熱鬧」，不再相信當初的熱情與單純，「因為直覺不一定帶來合適的結果，即使它是真實的，強烈的。很多訴諸感性之物都是如此，我受夠了，不，更正確的說法是，怕了。」[4]他與妻子因跑新聞而認識，等到後來各自有權力、位置了，分歧也就浮上檯面，他與黨外運動和妻子的不合同時發生，理想的婚姻與政治同樣幻滅，同樣使他不再相信任何事物。為何他會從一個理想分子變得憤世嫉俗，卻不願有所作為？小說後半段，他開始提到其中一任女友。他將被政治拋棄所帶來的挫折懊惱發洩在仍相信愛與藝術的她身上：「我常罵她，感覺，感覺，你就是太多感覺了！」[5]最終，她選擇自殺結束對愛的渴求，從此他不僅原有的價值全盤崩毀，連重尋價值的力氣都沒有了。

　　〈蟬聲〉也幾乎完全以敘事者「我」獨白的方式貫串全篇，其中雖有許多段落是「我」宣稱正在寫的小說，但其實小說中的小說跟小說之間並未有一道明確的界限，而且情節、時空都刻意的不加連貫，這些後設形式提醒讀者追索這段情節並不精采的愛情故事中隱藏的，知識分子如何面對世界的隱喻。敘事者「我」徘徊在代表對理想充滿熱情的夏與實事求是的露西兩人之間，雖然當下時空是跟露西在一起，卻因無法與她訴說心事而常常保持沉默，不願面對露西計畫結婚的要求；雖然得到了仍活躍於文壇的夏的消息，卻不敢表達自己對她依舊的熱愛，只能陷在追憶與排拒之間。他既無法像露西那樣什麼都不去想，又已否定了夏那過分熱切的理想主義，然而，如果對文化英雄、理想主義的坍塌感到深深惶惑與哀傷，不就正代表對價值仍有誠摯的依戀與重建的企圖？敘事者「我」後來體認到：「……夏與露西原來並不是對立的角色，她們竟對我暗示相近的意義；她們都在等待我的成熟與決定，迷惑與懦弱只是來自自身的精神世界，來自理想的失落，個性主義走到末路真是孤獨與幻滅嗎？」[6]敘事者「我」的苦惱，便在於夏與露西都不能接受，他找不到一個讓他放心的錨點，卻又無法停止思想，因而只能在跌撞的迴圈中繼續體嘗幻滅的滋味。小說最後，他承認理想的挫敗，要好好睡一覺，重新開始，但一覺醒來之後，要從何開始呢？小說並沒有給出答案。

　　〈明暗：冷戰〉與〈梔子花〉故事時空大抵相接。前篇述說劉其明與妻子光雅陷入冷戰，但未點明原因。結合後篇方明白，大學時期劉其明便熱烈追求光晴，但光晴被當時的學運領袖何以亮追走，他甚至因而吞藥自殺過。之後，他投身於工作：「接下來，什麼浪漫念頭都是無用的，他要打的只是現實基礎，他願意汲汲營營，因為生活是要附條件的，他要向光雅證明，生活不是只靠感覺、感覺、感覺……」[7]這樣的責備與〈喧嘩與酩酊〉中敘事者對其中一任女友說的話何其相似。後來他們雖然還是結婚了，卻始終有互不了解的疙瘩，小說行進過程中，雖然劉其明試圖破冰，但最終冷戰仍未結束。他否認光雅這種模稜兩可、不清不楚的個性，既包括當年光晴不肯確認他們兩人的關係，更在於光雅曾投身的學運浪潮：

是啦，真正使他更憤怒的就是那一批人，校園裡可恨的無聊天真，藝術、知識、民主、自由、革命，喊夠了沒，不過是沾了大學生頭銜就忽然理直氣壯起來，他惱恨光雅竟寧可相信何以亮那票王八蛋所言說的世界，而不相信他跟她講的才是實際的人生道理。他們根本不知道，熱血跟勇氣未必能解決所有事情，但若他膽敢這樣說，就是保守，就是反動……[8]

他試過參與，但不過是個領便當吃的角色，不過是為了看到光雅，對學運揭示的種種理想價值根本就沒有認同。〈梔子花〉最後，事業有成的他與如今成了公司一個小助理的何以亮意外重逢，過去學運領袖的風光姿態早被磨光了稜角，兩人在社會地位上猛然翻轉過來，「他感到一種空虛的勝利，也感到一種挽也挽不回的敗北。」[9]他對學運既然不屑一顧，對學運領袖兼過往情敵的墮落本該樂觀其成，然而如今對光雅的激情已無法重拾，對於婚姻未來的惶然，不也是另一種純真熱望的消滅嗎？

　　相較於〈明暗：冷戰〉與〈梔子花〉尚語帶含蓄，〈暮色將至〉小說末尾特別標明「紀念二○○三年」，顯然指涉的是二○○四年總統大選前夕，臺灣已經過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謀求再度連任，國民黨則佈局要捲土重來。小說中，透過林桑凝視阿君因癌症步向人生終點的路程，更鮮明的為黨外青年過往的熱血奏響輓歌。林桑與阿君年輕時都深深投入臺灣八○年代開始的黨外運動，然而，在鄭南榕自焚（1988）之後，「抒情小景」、「史前生活」結束，許多同伴明確介入了政治，最終站／佔到舞臺，他與阿君在東京的反抗者祕密基地因而漸漸乏人問津。人至中年，他卻什麼也沒得到。起先，他沒有知性的反省，只將氣出在仍抱持理想的溫順的阿君身上。在他千方百計逼使阿君同意離婚，以為可以有一段新生活後，她卻罹患癌症，非得要回來照顧她，這時他才理解，之前的憤怒只是畏懼承認時局變天的惶惶難安。賴香吟藉由林桑審視阿君的病體，隱然指涉了反對運動的病菌叢生。看不見的病魔滲透軀體，一介凡人如何抗衡？他儘管省悟自己的錯誤，卻再也無法挽回，正如反對運動的目標渙散甚至腐敗，又何嘗是少數堅貞如鄭南榕般的理想分子之壯烈犧牲就能阻止的？最終，阿君死了，島國紛擾不休，當年的理想價值卻步入暮色。這篇小說發表於二○○八年，在這一年五月，政黨再次輪替，而在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後四年中也傳出貪腐弊案，狠狠嘲諷了當年民進黨追求「民主進步」的理想訴求，這篇小說可說是預示了反對運動的暮色已至。

　　綜上所述，可見賴香吟學運小說中的男性敘事者大多擔當反省、推翻學運世代理想價值的角色，並且他們幾乎都被設定為站在知性的一方，攻擊女性角色重視的感性、感覺與對理想的堅持，並往往因無法理解女方的想法產生深刻的挫敗感，的確也符合她在訪談中男性角色較有反省力，適合書寫政治、歷史題材的表述。至於〈蟬聲〉，其敘事者「我」擺盪在知性反省與感性哀傷之間無法自拔，顯得較為複雜。就賴香吟的自述來說，既然她將之視為札記，此篇男性的敘事者可以說即是她的影子，但她仍是選擇一男性角色展開反省，而非選擇塑造一名同性敘事者，大體傾向與其他篇並無二致。此外，雖說這些男性角色面對學運的問題多出於知性的反省，但他們又往往對此表現出無力、悵惘、緬懷與憤怒，顯然這些情緒並非全自理性，仍有感性的寄託在其中。

三、感性與疏離：賴香吟學運小說中的女性敘事聲音

　　在賴香吟以愛情與學運為題材的小說中，女性敘事視角顯然較少，目前所見其較早期牽涉到學運的小說作品中，全以女性敘事視角為主的只有〈翻譯者〉。其近期的作品中，她開始較常嘗試以女性口吻書寫日常生活，關於此一傾向，賴香吟在訪談（2007）中自道：「當整個寫作生涯慢慢到了比較能夠區辨題材的地步，就比較不至於像前一個階段都明顯傾向於男性的敘述口吻。」[10]以此觀察賴香吟的學運小說，對照發表時間，〈明暗：冷戰〉、〈梔子花〉大約可視作賴香吟此一談話的例證，雖然當中男性敘事視角仍佔有不少篇幅，但光雅、光晴的敘事聲音卻也佔有一定比例，尤其是與劉其明陷入冷戰的光雅，適與劉其明成為對照，因而可作為探討賴香吟學運小說女性敘事聲音很好的觀察對象。

　　〈翻譯者〉以女性敘事者「我」獨白為中心，一方面敘述A地（應是指臺灣）的「我」赴B地（應是指日本）留學，擔任父親的B地籍好友L教授的翻譯助理，這一段期間與L教授、助教K和A地人G的來往。這一條情節線較少直接指向反對運動，但「我」不知如何言說而沉默的性格，與對父母那一代參與反對運動的態度隱然相關。另一方面，「我」正在進行一篇關於同為女性翻譯者之W的小說，W隱約指涉「我」的母親，並涉及學運時期中母親、父親與L教授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當中，「我」企圖重建關於母親的歷史，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我」的敘事聲音，體現學運世代對於上一代運動者及其理想的反思。敘事者「我」及其母親兩人雖皆未直接參與運動，但她們的遲疑排拒也正表現出其陷於對運動的反思之中，尤其以敘事者「我」回憶母親及其寫的關於W的故事中，更可見其雖隱晦但仍可略微捕捉的思考。

　　小說中的小說獨白者W，「她的性格裡始終留有一種孩童般的天真或執著」[11]，喜歡L研究時受殖民歷史牽制與文化背景影響下的思索苦惱，進而產生曖昧情感。在敘事者「我」的回憶中，母親對於參與反對運動的遲疑只被他視作消極逃避，然而她並非不思改變過往的威權體制，只是不能如此簡單的相信參與激烈熱情的反對運動就可直達理想。在一場可能暗指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中，她自殺身亡，原因未明，卻被當成反對運動的自我犧牲者加以稱道，實則是將反對運動加以神話，替主導反對運動的所謂男性英雄增光的大敘述罷了。L教授認為敘事者父親「幾乎是個浪漫的英雄主義者」[12]，事實上真是如此嗎？從敘事者的小說中W（似乎）向丈夫表白對L情意的段落，感慨的揭破了英雄莊嚴的鎧甲：

他面無表情地聽著W的表白，然後，他問：（妳到底在說些什麼呢？）他對她說：（如果妳只是生了病，那麼，我們一起想辦法來解決。）她不得不知道原來他是連聽都不要聽啊。（對於自己的內在，他竟如此怯懦。）然而，她也不怪他，因為她知道他那些激擾的情熱，都已經拋擲在高昂的夢想與行動中，汰盡之後，具體的他的愛就只能是如此寬容再寬容的形式。[13]

丈夫平時總指責妻子逃避自溺，然而面對妻子的出軌，對個人情愛的失落，卻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如此看來，這種參與運動的熱情又是多麼虛妄？參與反對運動的男性自居高位，卻完全不願理解女性也想追求幸福（不管是愛情還是政治），不願一同陷入層層羅網的糾纏，站在局外而自以為深知廬山真面目，其實不過是另一種更不真誠的逃避罷了。敘事者按捺不住，跳出來吶喊出一句大哉問：幸福的方法是什麼？然而，答案並不是那麼容易就浮出檯面的。解嚴之後，啟蒙之後，有更多的疑惑要來。小說中，某一次在A地舉辦的學術會議最後安排耆老的時代證言，因為彼此回憶不同，這些前輩操著各種方言爭吵起來。敘事者向不諳A地語言的K翻譯出大要，他卻質疑：「他們說的那麼多，而妳翻譯的卻只是這麼一點點。」[14]語言的翻譯如此之難，人與人之間的真正溝通如此之難，要彌縫理想與現實以及反對運動人士之間的裂隙，又何嘗不是如此之難。然而，正如翻譯者總是要開口，明知語言的完全對譯不可能，翻譯仍會持續進行，對於理想價值的追尋想必亦然。

　　在〈明暗：冷戰〉和〈梔子花〉中，與〈翻譯者〉中的敘事者及其母親相同，光雅也是一個主動選擇沉默的女性。她不同於賴香吟其他學運小說中的角色對學運那般投入，不只難以看見光晴究竟在抗議活動中有做什麼事情（即使從劉其明的回憶，她的確曾在學運現場），就連在思緒中都很少閃過，這篇也未提及政治運動，只有描寫她在學校工作時輕輕帶過。到後篇〈梔子花〉，才可藉由角色的回顧知道，劉其明曾因想接近光雅而在學運過水一回，光雅之所以參與學運，也是被與自己個性截然相反的雙胞胎妹妹光晴帶進：

留在光晴記憶裡的是一個漫長的、編年清楚、有光有色的時代，如果她對那樣的時代有所眷戀，似乎總得攀著光晴才能留住一些。就像整個大學時代，如果不是和光晴一起，她不會卡進那樣一波新舊交雜、又憂傷又熱情的浪潮裡，或者該這麼說，就算身在其中她也不會察覺。[15]

那樣浪漫熱情的時代，她本來就是被光晴拉入（或許還有當時熱烈追求她的學運領袖何以亮），本身的個性並不允許她表現出熱烈的情感與作為，然而，正是這種個性，及其跟劉其明曖昧不明的關係，可視為兩篇小說對於學運態度的隱喻。在這篇中，光雅與劉其明為何不合的原因尚未被明確處理，只能看到劉其明不理解她，她也沒有積極作為突破僵局。因而她被光晴稱作「夢遊鬼」，被劉其明猜想「她的汗水是否比她的心更熱情」[16]。步入婚姻後，她懷疑幸福安定的可能，甚至有些抗拒。她夢到自己在讀托爾斯泰《婚姻生活的幸福》，醒後把書翻出來，「她很難想像當年讀的時候怎會明白什麼叫做充滿信心的態度，這態度又怎會形成一種侮辱？柔軟的土路，新的生活，這些正面文字為什麼使她感到懸疑不安？」[17]劉其明並非真的做錯什麼，她也未想過要離開他，只是陷於無法理清的猶疑之中無法自拔，正如她曾經參與學運，卻又沒有全心投入；無法全心投入，是否就能毅然決然的出場呢？小說中沒有明確回答，但若她將學運視為一股「又憂傷又熱情的浪潮」，或可想像就像她與劉其明之間不知該不該放開的關係一樣，也是一項令她苦惱的抉擇吧！

　　綜上所述，〈翻譯者〉、〈明暗：冷戰〉與〈梔子花〉中的女性敘事聲音，對於學運大抵抱著較為疏離的態度，也都不算是積極的參與者，然而疏離不代表冷漠，甚至她們對於純粹的「幸福」，亦即理想價值的關切並不下於男性，只是她們無法輕易相信眼前主流的方法，又找不出出路，因而屢被男性伴侶指責太過「感覺」，而只能在不同的衝突聲音間感到壓抑的苦惱。相對於男性，也許她們在行動上的確是消極的，但在思索方面毋寧是更為真誠的面對自我。賴香吟這類小說中的男性雖也有這種苦惱，但在其敘事聲音中大多可以使用理性的論述試著釐清，相對的，女性敘事聲音面對這些情緒卻難以轉化為有條有理的反思，甚至根本是抗拒，懷疑有條有理的可能性，由此便反映出與男性角色對於理想價值略微相異的反省方向，這使得她學運小說中的女性幾乎不會被男性所理解，也難以付出行動讓男性更容易理解，男女之間的愛情因而總是破局，婚姻關係總是結凍，幸福總是懸在半空遙遙無期，然而這樣的愛情結果若是指向理想追求的隱喻，正也可看到賴香吟面對此一議題並不輕易給出一個童話般的標準答案，而是透過小說創作，細膩而複雜的呈現種種差異的並置與交戰。

四、無盡的求索價值之路

　　理想價值究竟能否在現實上得到實踐？正如愛情是否能走得平順長久一樣，都是一道眾人前仆後繼但依舊難解的習題，八○年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細讀賴香吟的學運小說，顯然她有意識的透過男女感情關係與學運成敗的互喻，參與了挖掘問題、尋找答案的過程。她塑造的男性的敘事聲音多半對政治運動充滿熱情，親身參與學運與威權體制衝撞，又因理念崩盤、同伴腐化而傷痕累累。他們偏向知性批判的態度既促使他們企圖重構秩序，然而，愈深刻以至於苛刻的反省反而愈不能重建價值，只能陷於不斷解構的支離破碎中。相較之下，女性的敘事聲音則顯得較為靜默、疏離，往往陷入個人的苦惱情緒而無法自拔。在運動風風火火之際，她們無法直接介入，常被指責為隔岸觀火，然而她們對理想、價值仍是抱有不遜於男性的真實期望，且也因為重視感覺、抒情，因而不流於概念化的操作與男性神話傳奇的複製。整體來說，賴香吟學運小說中男女兩種敘事聲音的異中存同，體現在對於理想的緬懷與期待，也同樣經歷過解嚴後各種價值天崩地裂的幻滅，反思脫不掉情緒，感性也拋不開理想，這是當中男女愛情成立的隱性背景，也埋下彼此分離或不合的導火線；至於其同中有異，則體現在理性與感性的光譜比例之相左偏向，這使得男女雙方難以理解對方，導致愛情關係與運動訴求皆難以諧和。　　

　　解嚴至今已二十多年，偉人銅像雖已不再崇高，威權餘影猶在徘徊，在與自由經濟水乳交融後更加難以消滅。太陽花學運之後，許多人看到新的公民運動世代／時代已然誕生，無論是否親身加入，都難以置身事外、視若無睹，然而，也有些人已預見／遇見運動過後的失落與墮落，這時應當如何應對？賴香吟學運小說中的男男女女，都或深或淺的加入「一首熱情與苦惱的舞蹈」（〈跳舞的夜街〉，《史前生活》），即使他們的身軀已經離開了遊行的行列，甚至遊行早已潰不成軍，但他們彼此互不理解的心，卻始終連向烏托邦的懷想，因而這些小說訴說的雖然彷彿已是過去，卻依然共鳴於現代，且繼續辯證理想與價值，在未來的路途上。

 　　－－刊於《秘密讀者》2014年7、8月，字句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