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推理=解決」是土屋隆夫對於本格推理的名言。土屋隆夫的長篇推理小說我都閱讀過(其實是因為也沒很多本啦),大致上都符合這段話,而且對於犯罪的動機也多半有不俗的刻畫。這部短篇連作《穴之牙》顯然拋開了推理小說傳統中最為重要的推理,就我試讀的部分,除了〈穴之設計書〉一篇立川俊明需要推理害死自己妹妹的男人是誰之外,推理的部分並不多;既然推理不多,也無所謂解決,重點就落在事件的發展,與當中人物的糾葛。

 

  每一篇的開頭都有穴的獨白,彷彿守候著獵物的獵人。穴外的人都有各自對未來明亮的想像與計劃,殊不知有黑洞洞的穴,充滿惡意的,隨時準備讓人出乎意料陷入混亂的世界。〈穴之周邊〉中的崛口奈津,只因過去的課長藤岡耕一郎在自己丈夫堀口健司出差時意外在家死去,就意外要背負眾人的懷疑,其他關係人也一一被扯入新聞版面,形同被拉進穴所製造的泥淖。〈穴之設計書〉中的立川俊明,由於妹妹無故自殺,他被仇恨點燃,汲汲尋找兇手報仇,最後當然也不是他想要的結局,這看來也是穴的傑作。〈穴之勝負〉則是穴的比賽,而勝負則由他們拖進來的佐田洋太郎與竹本三枝子的關係決定,最後無論誰勝誰負,人都是最慘烈的輸家。人們常常覺得人生可以規劃而得到穩健的節奏,那種打破秩序的犯罪終究是可以防範或消滅的,然而這部小說卻告訴我們,黑暗無所不在,如影隨形,隨時隨地會擇人而噬,無法預料更無法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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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運.愛情.男女

  1987年解嚴後,臺灣進入一個與解嚴前截然不同的時代。用句通俗的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個相信理性的時代,知識份子勇敢的翻過,進而搗毀威權的高牆,努力建構新的價值高塔。這也是個主體崩解的時代,道術已為天下裂,且看不到重圓的可能。民主,是人人搶著麥克風爭說自己的話。甚至,那群打倒獨裁野獸的勇士,有一天竟被揭露長出了尖牙與利爪,成為新的一批壓迫者、貪汙犯。純潔的夢想破碎殆盡,是否代表夢不值得去做?夾在現代與後現代、「其前」與「其後」的知識份子、創作者如何直面世界?如何書寫?這些都是不能迴避的嚴峻課題,有待他們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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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融讓梨」一直被當作弟弟禮讓哥哥的典範,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怎麼重新看待「孔融讓梨」的故事呢?

  這則故事最早似乎是出自《後漢書.孔融傳》注引《融家傳》:「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看來是把這故事當中的孔融視作奇特聰明的典範,要不然通常四歲的小孩誰管你讓不讓呢?跟哥哥搶不到玩具就大哭不止了吧!就原文來說,因為孔融每次都挑小的吃,當然不太可能是因為大顆的梨子被蟲蛀了這種理由,但也可以說,孔融可能是在作秀給大人看呀?當然,由於故事很短,現代的我們當然有更多想像空間可以發揮。

  很多人對孔融的印象因此就停留在讓梨好棒棒這回事上,但其實他還有更勁爆的發言,一樣是在《後漢書.孔融傳》:「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燦中,出則離矣。」在他看來,父親為何生孩子,我不太好意思直接解釋,就看看《百變星君》(就是周星馳後來會變身成牙膏和電鍋之類家具的那部電影)中,周星馳飾演的主角對他媽說的話吧:「生我是副作用,你還不是享受那些製造過程?」至於媽媽,在他看來就只是個裝著嬰兒的瓦缸罷了。在《三國志.崔琰傳》的裴松之注裡說法稍微不太一樣,說是如果爸爸才德不怎麼樣的話,飢荒發生時寧可去救其他人。見死不救就算了,更何況是刻意棄養?這種話在現在聽來都覺得刺耳,更何況是在還很講究孝道(至少表面功夫得做足)的東漢呢?曹操由於老是被孔融酸,本來就想弄死他,後來指使人告他一狀,最後將他處死,理由就包括這番話--當然,這番話也難保不是捏造的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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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斷案的包公神話,即使是年輕一代應該也很熟悉。小時候連續劇《包公案》中,那黑面額頭上的一彎弦月,彷彿象徵了黑暗世道中的正義之光。據說演員化妝時那彎弦月不能擺得太正,否則冤魂會找上門來訴冤呢!

  真實的包拯沒有那麼神,也沒判那麼多案,我們所知道的包公形象大多出自流傳民間的小說與戲劇。當中,包公是絕對不會判錯案的,即使惡人用盡心機來脫罪,要不是被他老人家額上的明月照出原形,就是被害者託夢留下字謎(相應於dying message,應該可說是dead message),包公解出暗號,鍘刀即落,人民額手稱慶,皆大歡喜。現實上顯然是沒多少明察秋毫的清官,因此包公故事特別流行,就好像我們喜歡看蝙蝠俠或超人在城市大樓間飛來飛去。

  就我所看到的包公故事,大概不會有人寫包公誤判,要不然包公都不包公了。雖然說在傳統小說中,作者就是老大,我說包公英明,犯人垃圾,大人說要鍘你就鍘你,誰還敢有第二句話?不過如果我們真的把包公案的每個事件都當真,在古代那種動不動就屈打成招的環境裡,即使包公再聰明再公正不阿,有可能沒有任何一起冤案嗎?難道就不會剛好有個同名同姓的人應了字謎,莫名其妙被正了法?

  很喜歡調侃戲謔的袁枚,《子不語》中剛好有一個「翻案」的公案故事:某個姓宋的縣令平常為人正直廉潔,以「包老」自命。有個王監生跟佃戶的妻子搞上了,覺得佃戶在家礙事,因而賄賂算命師告訴佃戶:「在家流年不利,你一定要遠遊他方才能免禍。」並借錢給佃戶,讓他出外貿易,三年都沒回來。這種偷情的事一向藏不住,村人都傳言這名佃戶早被王監生謀殺了。宋縣令一直想要替他申冤,有一天,在他車轎前起了一陣旋風,風從亦口井中竄出,差人打撈,撈出一具男子的腐屍。宋縣令找到屍體,便把王監生與佃戶妻子抓來嚴刑拷訊,他們也都招認謀害佃戶,後來都明刑正法。人民都稱之為「宋龍圖」,還演成戲本,沿村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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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使小說裡女性主義的味道最快刺激讀者的嗅覺,莫過於安排一位不合於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形象的女性角色,讓她覺醒,讓她踢翻男性霸權的壓制,豎立屬於自己性別的石碑。施叔青〈愫細怨──香港的故事之一〉卻不然。主角愫細若從典型的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自然已不是忠貞侍夫的女性,卻也並不完全是所謂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個中顯現的流動性與悖論,即使到了女性主義不再「潮」的今日,仍值得我們細細體味。

  愫細雖是香港人,但在中學畢業即到美國讀書,與嚮往東方文化的美國夫婿狄克結婚,但在回港後,狄克反倒因香港的中國色彩淡薄而與一個美國女孩發生外遇。兩人分居之時,她邂逅了從中國來的中年印刷廠老闆洪俊興,成了他的情婦。洪俊興百般討好她,她卻一直不滿足,直至結局,她跪在沙灘上大嘔,卻也沒嘔出個答案來。

  小說篇名用了一個「怨」字,讓人聯想到中國古詩固有的閨怨傳統,然而怨雖還是怨,但不再是綿綿思遠道的溫柔敦厚,而是反覆衝撞、流浪下的憤怨與淒怨。整篇小說顧名思義,集中在愫細的觀點下展開。她在事業上小有成就,對洪俊興的百般挑剔更是彷彿帝王,從這一角度來看,女性似乎佔了上風。然而,愫細還是渴望男人的疼愛,她與洪俊興感情的關鍵加溫,便是在一個雷電冰雹交加的夜晚,喚醒了童年恐懼的記憶,在「像海難中的小船」的車子裡,她躲進洪俊興的臂腰。記憶當中那類似的雷雨,父親因被大水困住而缺席家中,而洪俊興篤定掌著方向盤的身影,像極了穩定的庇護所。即使再怎麼痛恨狄克,再怎麼不把洪俊興當一回事,終究是他回家陪妻子,終究是他離自己而去,而她從未在對方先外遇前找上別的男子。自己從這些情節看來,她還是渴望父權的羽翼,氣極敗壞的等待男人的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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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春三月(當然,是國曆),太陽花運動盛開以來,近來公民運動風起雲湧,多少原本對政治疏離冷漠的人被點燃了熱血,是民主運動史上繼野百合後又盛放的一蕊花朵,然而佔領立法院的馬拉松運動過程中,也引發對學生運動的一些質疑,如學運決策過程黑箱不公開、過度神聖化領袖、潑漆是否暴力不理性、運動過後垃圾不落地是否被馴化而不自知……這些來自抗爭陣營內部的論辯,或可謂抗爭的倫理學,遠遠超越執政黨惡意卻低層次的抹黑或分化。在網路這片資本主義暫時還未全面滲透,政府仍近乎束手無策的園地,反省並不再是事後諸葛,炮口不再鄉愿的總是對外。從此一角度回顧,或說「反閱讀」朱天心二十多年前發表的〈佛滅〉,或許可以有新的當代的意義產生。當年〈佛滅〉引起文化圈紛紛擾擾,主要是小說中投身環保運動的男女主角被人目為意有所指,甚且被視為「復仇」之作,然而這些風風雨雨大可隨人說道,回到文學,回到文學本身能不斷生發的意義,如今可以有不同的閱讀角度。

  小說設定在臺灣解嚴後,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世紀末,當中明確提到的就有推廣單車、拯救雛妓、反核(那時是白化珊瑚的核三)、保護森林、退報、批判跨國企業……等運動,透過男主角的眼睛與心思,反對運動的疲態與病態全被披露出來。他暗罵中產階級趨於保守,學生耽於逸樂,然而運動者本身也不再是想像中的純潔神聖,甚至自欺欺人的跟自己的主張自相矛盾,參與退報可以是因為單純看不完,或因玩股票也就順道改訂《財星日報》;林育正批判學運分子有「工具化」傾向,自己卻「無非是快要對做了幾年的記者生涯感到厭倦嘔吐,想重新回到一個不須考慮任何現狀、因此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痛快有利的批判者的身分」(這種暗諷「職業學生」的論調真是似曾相識);藉由長谷川先生這個棄車代步的反核運動者,更大大諷刺了包括男主角在內的環運人士:「完全不解此地做環保的人都與常人無異的人手一車,也不解為何龍蝦或紅新娘的命與伯勞灰面鷲的有何不同……」即使是有反省意識的主角,不也買了汽車,可以用投資情勢看待選舉嗎?這令人想到〈佛滅〉二十多年後的去年(2013),反核運動得到大眾注意,「我是人,我反核」成為很潮的口號時,朱天心即使反核,偏偏跳出來指責那些「不當真、只出一張嘴呼口號、沒有內容、瞎起鬨趕時髦的人一起」的反核者:「我在意的是運動者的生活實踐,那不是資格(道德),而是誠意(有效性),你才有動能說服自己和別人,也才能深化已被喚起的人,而不止停留在要人表態。」(〈青年為什麼神聖?〉,《聯合副刊》201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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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過平交道的貨車。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這是陳映真〈夜行貨車〉的結尾。詹奕宏與劉小玲經過幾番轟轟烈烈的爭吵,終於女方套上了景泰藍戒指,男方一直以來憤嫉的面容也得到了紓解。包裹在愛情故事之下的,是鄉土認同的重組與對跨國公司帶來的文化的批判。在這篇小說中,國家(當然,指的是Chinese,中國)認同面對跨國公司的醜惡嘴臉,即使壓抑一時,最終大獲全勝,甚至外省與本省的隔閡,在鄉土與愛情的認同面前也得到了跨越,但結局真如此簡單嗎?

  這篇小說中,林榮平、劉小玲、詹奕宏分別代表了臺灣人的不同面向。林榮平愛著劉小玲,卻割捨不了家庭;他是本省人,摩根索先生對他的無禮與對劉小玲的侵犯也讓他憤怒,為了飯碗他只好忍氣吞聲,對誰都說不出實話、作不出承諾。劉小玲出身自外省家庭,雖然母親強勢而父親懦弱,卻十分渴求男人可以讓他依靠,對待詹奕宏更是溫柔體貼用盡。詹奕宏出身自本省家庭,父親似乎遭受過二二八事件的殘害,從此自認失敗者,並要他出人頭地,因而他從小便累積著被視作失敗者的壓力與幽憤。面對跨國公司的入侵與美國的招手,他們的生活與願景都無可避免的被改變,林榮平服從美國人的命令,只能暗中飲恨;劉小玲需要忍受摩根索先生的性騷擾,但又想移民美國(也許有機會看到那裡的沙漠博物館);詹奕宏也在跨國公司工作,但對美國十分排斥,甚至當劉小玲以”James”稱呼他時還惹怒了他:「我不是什麼他媽的James,我是詹奕宏!」然而,這篇小說中沒有他以往小說中分屬本省外省的男女一旦結合必無善終的結局,本省、外省聯合的「大中國」,以及回到南方鄉下建立家庭的本土認同,有力的阻絕了對美國天堂的想望,相反的,林榮平的畏縮不僅失了顏面,還丟了愛情。

  整篇小說的情節可說是圍繞在劉小玲身上進行。林榮平愛著劉小玲,劉小玲在林榮平與詹奕宏之間徘徊,詹奕宏則因暴躁的脾氣與劉小玲分分合合,摩根索先生則是對劉小玲毛手毛腳,最終因他說了”fucking Chinese”而引發小說結尾的衝突場面。由於女性往往是被男性宰制的對象,因而批判跨國公司的小說都常常寫及女性遭到外國人欺侮,藉此象喻被殖民者的弱勢與苦痛,也激發本國讀者同仇敵愾之情,如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黃春明〈小寡婦〉等篇都是如此。然而,陳映真這篇小說塑造出的幫劉小玲以至於「中國人」出氣的詹奕宏,有時對劉小玲發飆竟至拳打腳踢,本身就是個非常男性化的角色,這不禁讓我思索,是否強調某一種國族認同以對抗另一種認同時,便是立起另一個父權、霸權的雕像呢?這篇小說結束在兩人攜手決定回鄉結婚的路上,其中轉折不可謂不大(甚至有服從意識型態之嫌),難保不會有另一波轉折,詹奕宏那英雄步伐多麼陽光燦爛,鄭小玲多麼小鳥依人,但這不免讓我覺得有些太虛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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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春一直是反覆游走在真實、虛構之間灰色地帶的高手。他結合臺灣經驗與中國文化,打造了獨樹一格的後設小說與魔幻寫實手法。就如他在《小說稗類》中為中國小說之「小」、之「稗官」來了一個字義的翻轉:在中國古代傳統中,小說一直只是道聽塗說,只是山寨稻米的稗草,登不上大雅之堂,然而稗草正是因其野性而能恣縱的生長,小說正是因為其小,才能見縫插針,刺穿大敘述的虛偽。在《戰夏陽》、《城邦暴力團》、《大唐李白》等歷史與講史難分的作品之前,〈將軍碑〉其實已經開啟了刺探敘述與真實之間關係的道路。

  過去有些論者以魔幻寫實概括這篇小說的手法。的確,本篇的將軍可以「無視於時間的存在」,可以「預知死亡紀事」,也可以倒帶至國共內鬥與中日抗戰,顯然這不是現實的世界觀可以接受的「超能力」。詹宏志為收錄〈將軍碑〉的《四喜憂國》作序時則認為,此書中雖有六篇小說敘述形式可歸為魔幻寫實,但魔幻寫實的魔幻手法雖然開啟了想像力的無邊無際,但根本仍是在於寫實,甚至導向如馬奎斯般對殖民政權的批判,然而張大春只是用了魔幻寫實的技法,卻連小說是否要寫實都產生了根本的質疑,此時魔幻也就成了戲謔的特效。在這篇小說中,原本物理上以為是線性的時間被攪亂了,因而許多敘述也都變得可疑,包括將軍拉著記者、管家或兒子回到的過去,往往也是經過將軍個人改造的記憶,當中矛盾重重;寫成白紙黑字的,如將軍的回憶錄,或將軍喪禮上被兒子朗誦的祭文,傳記人物、文本的主角自己十分氣惱,然而記憶、文本實際上都不屬於記憶者、被記錄的對象所有,原以為永恆的石碑卻不堪一擊,那麼所謂「言為心聲」、「詩如其人」這樣的說法又怎麼能繼續屹立不搖?原本被稱譽的信史,也不過就是成王敗寇下的封賞或算帳。

  雖說《四喜憂國》中運用魔幻寫實手法的小說有時意在拆解文學需要寫實的意識型態,我覺得單就這篇而言,張大春還是有其批判意圖與反映時代的意義,解構之後雖未帶來相應的重構,然而解構的舉動本身自有其意向性,其矛尖指向的自然是這位始終都要維持強悍姿態的將軍。雖然仍是出以戲謔的手法,但像武鎮東與武維揚這般老兵與老來子激烈衝突的父子關係,在解嚴後想必所在多有。武鎮東再想維持尊嚴,終究會因一去不返的時間沖刷而衰頹,武維揚也最終要活出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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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的《臺北人》中,〈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1969)與〈孤戀花〉(1970)常被論者視為其同志文學的代表作,然而,若與〈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中新公園男男欲愛流淌的豔色相比,〈孤戀花〉的女女情愫顯然沒有四處燦爛盛開,而只是孤獨隱微的綻放。

  以〈孤戀花〉來說,當中的同志顯然指的是第一人稱敘事者小六。她與《臺北人》中其他篇小說的許多人物一樣,都是從中國大陸播遷來臺的外省人。她成了酒家「五月花」的經理,既管理也保護當中的酒家女。一方面,是故事當下時空,她對娟娟無微不至的關愛;另一方面,是故事的過去時空,五寶與她同樣親密難捨的感情。小六對待五寶,最親暱也不過是「把她兜入懷裏,揪住她的腮,親了她兩下,從那時起,我便對她生出了一股母性的疼憐來」;對待娟娟,她重拾過去與五寶在一起時的念頭,買了一棟小公寓,成了一個獨屬於她們的家,每晚弄好消夜,等娟娟回家。三個女子都與男性有過性行為(因為無愛,說不上是性愛),卻從未對同性有什麼性意識,因而小六與同性建立家庭,似乎仍依違在母子與情人關係之間,同性意識在這篇小說中並未放聲一鳴。不過,是否同性意識不明顯就說不上是同志小說?事實上,人的感情界線本就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曖昧不清,妾身未明,不也是一種感情實相的色彩?

  相較於同性戀意識,這篇小說顯然將重點擺在性與暴力的恐怖書寫。酒家脫不了身體買賣,但總是男買,女賣。故事中的男性面貌在小六的眼中,除了拉手風琴的林三郎外,無不是欺壓女性的醜惡凶暴。男性剝削女性,就如小六回應老客人對她發出「怎麼又落到這種地方來了」的喟歎,就如五寶被華三打傷後對小六的冷笑,就如娟娟「蒼白的三角臉」實在不祥,「那也是各人的命吧」!即使小六綽號是陽剛的「總司令」,一旦敵人兼金主欺上門來,又能如何?當小六賣掉翡翠鐲子─五寶的遺物─買下金華街的小公寓時,五寶被虐而自殺的命運就流落到娟娟身上。娟娟的身世是一則瘋狂史。她母親因瘋狂而被她父親禁錮在豬籠,她父親強暴了她還逼她墮胎,最終,她打死了柯老雄,自己也重蹈母親命運,被關進瘋人院。她生命中的兩個母親,一個隱微的帶給她瘋狂的基因,一個只能在深夜的家中無盡的盼望,都無能拯救脫離男性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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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發覺自己愈來愈常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下山了。最直接的原因,不外乎好友C離開學校,而室友L也習慣獨來獨往,久而久之,除非同堂課,否則大多各走各的路,也不覺得有什麼生疏。

  H學姐問,明明共處一室,沒揪吃飯不會不禮貌嗎?為什麼會呢?我反問,同時也意識到,大概自然而然的,自己不再會讓人覺得老需要被陪伴,或陪伴人。有人陪伴使我安心,陪伴人使我得到成就感,這點倒是沒變,不過對於陪伴,無論主動被動,執念總是淡了許多。

  內心的解悟雖然早已到達,情緒的穩定卻往往遲到。正好是一年前左右,我離開了那地方,明明是脫逃者,卻自以為是的深深悲傷。好友C在我提出想法時支持我的決定,在我離開之後,卻也理性而坦白的說,會得到那樣的反應,也是應該要預料到的,甚至,自己的任性,卻無故製造了他與室友尷尬的可能性(這當然是我自己想的,好友大概不會這樣指責好友)。拖他訴說了兩三次後,我知道不該再提,再提也不過能得到應然方向的指點,沒有錯,我也知道,然而那不是不夠知足的我所要的,那不是盲目的我願意睜開雙眼去看的。多麼渴求我想要的陪伴,但那終究不是他應給的,我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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